【改革开放40周年40人】从英格兰远道而来，这位特聘教授在上海享受科研之乐

　　每天清晨，和许多上班族一样，一位老外总会骑着脚踏车在上海的街道穿行，那一刻，他的大脑还在高速运转，思考着某个研究问题。或许你并不会想到，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看似平凡的老外是一名著名的理论生物学家。作为201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他还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而每次说起这段难忘的经历，这位典型的英国人只是谦虚地一笑。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计算系统生物学中心特聘教授大卫•韦克斯曼)

　　大卫•韦克斯曼(David Waxman)依然清晰地记得来到中国的第一天：2009年3月21日。那天，他踏上上海的土地，走进复旦大学，之后便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多次访问中国。2011年7月，他辞去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教职，和妻子玛瑞•哈德(Marie Harder)一同来到上海，开启在复旦的全职教学生涯，从此孜孜于科研，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添智助力。

天生的探索者，成为国家引才政策受益人

　　科学家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猎奇心理和探索精神。面对陌生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初来上海的大卫没有感到丝毫不安。走在满是汉字的街道上，他唯一能认出的仅是标牌上的数字，但全新的环境反而让他感到兴奋，仿佛刺激了他的大脑神经。“有一次我在共青森林公园骑车，骑着骑着就迷路了，但另辟蹊径反而能发现不一样的景色，这才是最有趣的。”

　　对于即将来上海的外国人，大卫的建议是：不要相信那些杞人忧天者的话，有机会就来亲自体验一番吧。来到上海近十年，他说：“在这里生活感觉很舒服，也很受振奋。而且，上海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大卫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

　　透着一副银框眼镜，眼中不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大卫在定量生物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建树和系统深入的科研成果，部分成果曾发表于世界一流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但他始终保持着绅士般的谦逊。他说，上海让他收获了进步，受益良多。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正在努力吸引海外人才，而上海在他眼中始终是个富有魅力的城市。正因如此，他才能和那些有着不同见解和知识的人一起工作。“从那些教授、博士后、博士生的身上，不仅可以吸收新的知识，通过与他们合作、共事，甚至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贡献。以多元的视角看待科学世界，往往能迸发出许多有趣的、独特的思想火花。”

　　大卫高兴地告诉记者，“不久前，我刚刚和复旦续签了十年的合同。我的妻子也很高兴能继续留在上海。”

(大卫荣获201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该奖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图片来源：复旦大学)

　　得益于中国逐步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越来越多像大卫一样的国外“高精尖缺”人才来到中国，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智囊团和生力军。他们当中，有不少来自工程材料、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属于我国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专业。一些专家工作在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还有的则长期工作在中国的中西部艰苦地区。他们乘着中国开放的时代东风而来，在中华大地挥洒自己的智慧，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也帮助中国走向了世界。

洋教授为上海科研点赞

(大卫在课上为学生讲解课题)

　　来到上海后，大卫主要从事种群生物学研究，善于利用数学、概率、统计学等学科方法以及物理学、金融数学等学科成果，促进生物科学的发展。目前，他拥有一支自己的科研团队，并与各大研究机构开展跨学科领域的合作。他在模拟随机种群行为、改变自然种群特征、控制种群进化等方面发表的研究论文，将在种群遗传等问题的研究中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部分研究成果有望应用于农作物杀虫剂和生物发酵的优化过程中。

　　这些年，大卫也看到了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坚实步伐。2009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时，当时的科研项目不在少数。但短短九年间，大卫认为，上海的科研规模和水平都有所提高，研发经费投入迅猛增长。

　　据2017年发布的《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发经费1567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6%，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2.11%。如果以城市为主体，北京和上海在研发投入方面均超过1000亿元，分别排第一和第二名。大卫点头称赞：“这太鼓舞人心了。作为一名科学家，肯定希望科学研究能回归严肃，这有助于科学的进步。据我所知，中国的科学论文产出量居世界前列。我认为，这其中少不了上海的努力。”

　　大卫观察到，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攻关大科学项目。所谓的大科学，指的是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的科研项目。就拿大卫供职的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来说，该机构主要从事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国际合作，在设备和人员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目前正准备购买最先进的磁共振成像设备。它是上海最大的脑科学研究所之一，不仅致力于解决抑郁症等各种重大脑疾，也希望通过科研攻关，催生诸如类脑人工智能等前瞻性的成果，为落实“中国脑计划”贡献智力。如此具有吸引力的科研环境，让大卫深受触动：“有这些科研经费的支持，我们得以开展现代化的研究，在课题的最前沿从事复杂的科研项目。”

　　放眼中国的科研现状，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的大卫分析道，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目前更注重应用性研究，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个对接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途径。不过，身为一名基础研究工作者，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基础性研究应与应用性研究并重，“纯粹出于好奇心的研究，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最初的疯狂想法一旦实现，或许就能产生改变世界的影响。”

　　事实上，这位生物学教授原是理论物理学博士出身，在跨学科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畅想自己在复旦的未来，他笑着说：“相信五年之后，我一定会被另一个有趣的课题所吸引，追寻全新的研究方向。”

(大卫寄语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我相信，中国将发挥其智慧的力量，促进人们的健康、繁荣，并推动整个科技领域的发展。)